[5]劳动者举报的行为，是行使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权的表现，是为了维护社会公共利益。
[30]参见前引20，第293—300页。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进一步载明：构建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机制。
第一，纪检监察是一种专责性监督，在权力监督工作中，相较于其他监督机构有着更充分的监督职权与权威。这是因为，从根本上来说，党和政府的喉舌、人民的喉舌应当是一致的，但在现实生活中它们之间常常存在非此即彼的矛盾。[28]参见杨桃源：《中央关注舆论监督》，载《瞭望新闻周刊》2004年第31期，第11—13页。互联网时代，我们应完善网络信息公开平台建设，为更好地进行党务政务信息公开提供便利渠道。可见，这一时期官方对互联网信息的态度是不信任的。
[14]参见江泽民：《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的讲话》（2001年1月10日），载氏著：《论三个代表》，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127页。3.后舆论监督阶段：实现监督结果及时反馈，营造良好社会效应 后舆论监督阶段，亦是舆论监督的成效收获阶段，应做好舆论监督收集、分析、处理全过程的跟踪，实时反馈至相关当事人或新闻媒体，以多渠道将监督结果显性化。[40]这个底层逻辑深刻展现了现代中国如何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通过宪法对此加以建构。
[115]这种线性结构也体现为分层制约的思维，那就是作为枢纽的机关要受到其他机关的制约，表现为两个层次：一是通过分享作为枢纽之机关的部分权能来形成制约，例如，全国人大常委会享有制定基本法律之外的法律和在全国人大闭会期间修改由其制定的法律的权力。要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对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法规、规范性文件必须坚决予以纠正和撤销。[6]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9页。现行宪法第2条第3款在表述直接民主时加上了依照法律规定这个限定词，强调依法律途径参与国家治理，就是要防止多元中蕴含破坏法制、无组织化倾向的大民主形式。
[62] 因此，正如许崇德教授指出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特点就是统一战线。[115]参见陈明辉：《论我国国家机构的权力分工：概念、方式及结构》，《法商研究》2020年第2期，第99-112页。
[134]习近平：《坚持、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法律制度》（2019年9月24日），载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263页。[88]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编著：《中国宪法精释》，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6年版，第128页。地理是压倒一切的因素。然而，与天道归于君主的帝制大一统不同，人民是一个抽象集合和拟制现象，它不可能如皇帝那样同时成为一个国家机构，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因此必须通过代表制来治国理政。
超大规模国家始终面临社会经济无组织力量的挑战，大一统的本质就是不断再生产并维系组织化的力量。[6] 现行宪法的制定如彭真同志所讲是从中国实际出发，包括现实的实际和历史的实际。[133]近代以来，中国人立宪、行宪的意识固然受到异域文明的启发，但宪法内容的形成却绝不是偶然或照搬的，尤其是有关国家制度与国家治理的部分， 它们一定跳脱不出我们自己的文明基座。[116] 中国实行的单一制属于民主集中制模式，同时一定程度上包含地方自治的因素，是一种混合形态，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
[2]侯旭东：《制度如何成为制度史》，载阎步克等著：《多面的制度——跨学科视野下的制度研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98页。[79]参见黄明涛：《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权力边界》，《中国法学》2019年第1期，第104-121页。
正因为有着作为枢纽的国家机关的存在，因此，这种权力结构实际上不是以平行的国家任务为标准进行划分。[126][日]谷川道雄：《中国中世社会与共同体》，马彪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47页。
[105]参见[英]诺顿主编：《英国宪法百年经纬》，刘练军译，法律出版社2022年版，第74、221页。当代社会经济转型的基本特征就是以信息技术革命为驱动，中国也在逐渐由内容生产的工业社会向注意力生产的信息社会转变。[11]参见黄兴涛：《重塑中华：近代中国中华民族观念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2页。摘要: 大一统国家观是中国宪法的底层逻辑，是建构中国自主的宪法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原理。[35]参见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法律出版社2011年版，第70页及以下。[127]参见《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2022年3月25日）。
[55]参见[美]王国斌：《转变的中国》，李伯重、连玲玲译，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0年版，第138页。但与作为基本权利主体的地方自治不同，大一统的逻辑仍然是坚持中央集权基础上的自治，这种自治不是基于对抗而形成的秩序空间，而是强调它作为国家权力延伸触角与补充而存在。
其次，大一统表现为统一而分层的政治管辖权结构。[13]因此，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
[32]参见钱穆：《地方自治》，载钱穆：《政学私言》，九州出版社2016年版，第60页。[58] 帝制崩溃后的政治大一统之所以能够得到修复，中国和中华民族能作为一个整体迈向现代化和复兴，归根结底是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与作为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实际土壤的大一统相契合、相结合的产物。
[44]现行宪法则是为了巩固社会主义的国家统一治理，吸取无组织化社会力量对大一统国家破坏的经验教训而进行的宪法重建，重新构筑了比较完善的国家制度和宪法制度的基础。[110]然而，这种集权制既不是三权分立制度，也与作为其母体的议行合一的苏维埃体制有很大不同，而是有着对中国传统政治大一统权力架构模仿的痕迹。[58]周恩来：《关于我国民族政策的几个问题》，载肖蔚云等编：《宪法学参考资料》（上册），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40页。国家权力除了上述横向的分层而又统一的结构之外，宪法还规定了纵向意义上的单一制下的差序治理与基层自治。
同时，这也导致中国宪法对基本权利限制与基本权利对应的义务不加区分。经过书同文、车同轨、行同伦，对超大规模国家治理实现了统一的治理标准。
正如孔飞力所总结的，中国作为一个统一国家进入现代社会的背后，有着中国人对于统一压倒一切的向往。它的本质是通过对过往的叙事，重建宪法今日之处境的历史逻辑，发现历史上形成的客观社会生活结构对现行宪法的内在规定，因而历史作为当下的解释根据而存在。
建设这样的祖国，就是我们各族人民团结的共同基础。[83]参见钱穆：《中国经济史》，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年版，第248页。
[17]朱熹则注君子所居则化。三代至周就已经形成了欲天下之一乎周的统一礼乐秩序，先秦儒家则将天道作为超越血缘、地域和种族来认同统一秩序的根本标准，也就是将受任于天、服务于不同种族、地域之民的生民论作为定于一的统治权基础。[103] 这种来源于人民共同意志大一统逻辑的基本权利理论产生了很多中国的特点。第一是关于选举权的例子。
同时，通过人民的共同利益和统一意志，是人民代表大会和一切国家机关工作的出发点[65]来实现在这一切国家机关中，也就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形成人民的政治一致性，[66]从而将大一统的逻辑进一步延伸到国家治理体系中，实现建立权威与运用权威的有机统一。同时，中国大一统文化孕育了夏夷互变的逻辑：夏退可成夷，夷则进可为夏，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和。
[42] 近代以来，尽管中国面对内忧外患的形势，但保持大一统始终是一条贯穿到现行宪法的历史主线。它们本质上都是国家权力配置的不科学，都是权力出轨、越轨，[121]从而成为稳定秩序的破坏者。
最后，现行宪法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得益于大一统国家创造了促进统一市场体系的有利条件。[134]在一个绵延五千多年的文明肌体里通过宪法来重新组织和治理国家，大一统就是这个基座和经验。